晁错生活在西汉前期，这一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巩固和发展国家统一及封建专制的关键阶段。他的政治言论与活动，不仅对当时的国家统一和封建专制体制产生了深远影响，还对被誉为“文景之治”的盛世局面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。
晁错在治国理念上，力主君主集权与任人唯贤。在其政论文《举贤良对策》和《言太子知术数疏》中，他基于历史经验及朝廷当前形势，深刻阐述了如何发挥朝廷权威，有效打击分权与分裂势力，为强化封建专制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支撑。在《举贤良对策》里，晁错明确提出了巩固国家政权所应遵循的一系列原则，尤其强调君主需“躬亲”政务，通过亲自执政来进一步巩固封建专制主义的集权体制。文帝对他的策略颇为赏识，擢升其为“高第”，足见君臣之间心有灵犀。
在《举贤良对策》中，晁错系统地阐述了选拔人才的重要意义及其标准。他明确指出，古代贤明君主之所以被誉为贤明，关键在于他们擅长选拔贤能之臣以辅佐自己。他详细列举了选拔贤臣的具体标准和条件：制定法令应以“兴利除害，尊主安民”为宗旨，而非“苦民劳众”；面对有害国家、损害民众的法令与行为，必须勇于“直言极谏”，并提出修正建议，而非袖手旁观；赏罚分明，依据功过定夺，绝不徇私；品行端正，面对困境不畏生死，遇见贤才不居其上，接受俸禄不超其应得，不因无能而占据高位。这些论述强调了“任人唯贤”的原则，并否定了“任人唯亲”的做法。
在《举贤良对策》中，晁错详细阐述了自己关于制令行政须“本于人情”的政治理念。他指出，三王时期君臣同心协力，共谋国是，使得“百姓和亲，国家安宁”，这正是“明于人情”所带来的积极成效。他还进一步解释，所谓人情，即人们普遍“欲寿”、“欲富”、“欲安”、“欲逸”，也就是渴望长寿、家庭富裕、生活安定且舒适；而三王所采取的策略，则是“生而不伤”、“厚而不困”、“扶而不危”、“节其力而尽”，这些都是顺应人情的举措，而非逆民意而行。
晁错提及三王的做法，显然并非单纯陈述历史事实，而是借古喻今，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。他强调“明乎人情”，意在提醒汉朝统治者深刻洞察当时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态势，汲取秦朝末年“赋敛不节”、“宫室过度”、“民力疲尽”，最终导致“内外咸怨”、“陈胜先倡，天下大溃”的历史教训，避免重蹈覆辙。
晁错主张“本于人情”，其根本目的是为了“名位不失”，使“天下乐其政，归其德，望之若父母，从之若流水”，即通过顺应民意来巩固封建统治。尽管这一主张旨在维护统治阶层利益，但对于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亦具有积极意义。
在《言太子知术数疏》中，晁错着重强调君主要通晓“术数”，即掌握任用官吏、驾驭政权、治理国家的方法与策略。他指出，尽管皇太子博览群书，却未能深入理解术数，因此提出以“术数”教育太子的建议。文帝对此深表赞同，遂任命晁错为太子家令，负责辅导太子刘启。日后刘启登基为帝，展现出高超的权术，这与晁错的悉心辅导无疑有着密切的联系。
晁错在经济思想上，主张重农贵粟，防荒备战。历经秦楚之际的战乱，至汉初，“民失作业”，土地荒芜，粮食匮乏，民众困苦，甚至陷入“人相食，死者过半”的惨境。与此同时，部分诸侯王与地主富商私自经营冶铁、煮盐、铸钱等手工业和商业，严重干扰了农业生产和朝廷财政收入。西汉朝廷虽早已推行重农抑商政策，取得一定成效，但未能彻底解决问题。晁错在《论贵粟疏》和《勿收农民租》两篇政治经济论文中，针对时下政治经济状况，发扬先秦法家的“耕战”理念，提出了一系列政治经济主张，包括重农、贵粟、抑商、防备边患及应对水旱灾害等，对当时经济发展和封建统治的巩固起到了积极作用。
在《论贵粟疏》中，晁错开篇即提出了发展农业、保障粮食生产的“开其资财之道”议题。他认为，若民众饥无食、寒无衣，即便是慈母也难以保全子女，君主亦难以庇护子民，因此，英明君主理应“贵五谷而贱金玉”。他强调：“粟者，王者大用，政之本务。”重农贵粟正是其经济思想的核心所在。他向文帝建言，为长久保有民众，须激励百姓投身农业生产，广积粮草，充实仓储，以应边防之需，防备水旱之灾。针对当时“地有遗利，民有余力”，且“游食之民未尽归农”的现状，他提出了一系列重农贵粟的具体举措，诸如：劝导农民深耕细作，促使游食之民回归农业，确保农业生产拥有稳定的劳动力；“薄赋敛”，甚至“可时赦，勿收农民租”，使农民保有适量粮食储备，以应对战争物资需求和自然灾害；“贵粟之道，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”，纳粟于国者“得以拜爵，得以除罪”，通过富人获取粮食，减轻农民赋税负担，此乃“损有余补不足”之策。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、亟需发展农业生产以防荒备边的西汉社会，这一经济思想与主张显得尤为适时且宝贵。
同时，晁错对当时的“弛禁”政策深感不满，该政策对私人冶铁、煮盐、铸钱不加限制，导致富商与诸侯王奢华无度，而农民却陷入贫困。由此出现了农民“弃本逐末”、大片农田荒芜、“耕者不能过半”的严峻局面。他尖锐指出：“今法律贱商人，商人已富贵矣；尊农夫，农夫已贫贱矣。”晁错认为，要扭转这一现状，唯有抑制商业、重视农业，使游食之民悉数回归农耕。
文景时期坚定地推行重农政策。文帝曾明确制定入粟拜爵的具体标准与实施细则，并颁布诏令减半征收租税，甚至一度免除民田的租税负担。景帝则多次指示“有司以农为务”，并推行“令民半出田租，三十而税一”的政策。因此，当时农业得以显著发展，呈现出“五谷丰熟，百姓富足，仓廪充实，蓄积丰盈”的繁荣景象，米价亦大幅下降，从汉初每石五千钱降至每石仅数十钱。至武帝时期，更是出现了“京师之钱累巨万”，“太仓之粟陈陈相因”，“众庶街巷有马，阡陌之间成群”的盛况。这充分表明晁错的重农抑商理念，契合了当时的历史发展需求。
晁错在军事思想领域，核心主张为守边备塞，抵御外侵。他在《言兵事疏》、《守边劝农疏》、《募民实塞疏》这三篇军事论著中，针对当时汉匈对峙的严峻形势，系统阐述了守边备塞的方针政策，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抵御匈奴的战略与战术。
在《言兵事疏》等文献中，晁错深刻总结了近世汉匈关系的经验教训，细致分析了双方的特点与优劣，进而提出了应对匈奴的战略与战术。针对从事农业的汉民众面对游牧族侵扰的局面，晁错认为汉初那种敌来则消极抵抗、敌去则边防空虚的被动挨打状况亟需改变。他倡导招募内陆民众迁徙至边塞，合理安置，使其既能从事农业生产，又能接受军事训练，实现“亦农亦兵”，“卒伍成于内”，“军正定于外”，从而全面提升守边备战的能力。
在《守边劝农疏》和《募民实塞疏》中，晁错着重指出，募民徙边必须“本于人情”，使其“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”。为此，官府需全面安排他们的生活与生产，不仅保障衣食住行，还需关注“男女有婚，生死相恤，坟墓相从”等细节。唯有如此，才能让“先至者安乐而不思故乡”，“贫民相募而劝往”。此外，还需将徙边之民有序组织，“使五家为伍，伍有长”，“十长一里”，“四里一连”，“十连一邑”。通过这种组织形式进行军事训练，“居则习民以射法，出则教民以应敌”。再辅以一套完善的赏罚激励机制，便能有效地守卫边塞并促进农业生产。
在《言兵事疏》中，晁错从实际出发，提出了颇具价值的战略战术，值得我们关注。他将“得地形”、“卒服习”、“器用利”视为克敌制胜的关键因素，并深入阐述了武器、地形与士兵三者之间的密切关系。他认为，武器必须完备且精良，同时要善于选择和创造有利的地理条件，还要严格训练士兵，使其行动迅速、纪律严明，熟练掌握手中的武器。在此基础上，他进一步提出了兵器需锋利、士兵需可用、将领需懂兵法、君主需善择将等军事要素。此外，晁错还倡导联合受匈奴政权压迫的少数民族，提供其作战物资，充分发挥其“长技”，使其与汉军“相为表里”，共同抵御匈奴的侵扰，这一策略思想极具前瞻性。
综上所述，晁错主张君主集权和任人唯贤，提出了一系列巩固国家政权的原则和选拔人才的标准。他强调“本于人情”的政治理念，倡导顺应民意以巩固封建统治。在经济思想上，晁错主张重农贵粟，防荒备战，提出了一系列促进农业生产和抑制商业的政策。在军事思想上，他主张守边备塞，抵御外侵，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战略与战术。晁错的这些思想和主张，不仅在当时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，而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，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，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，请点击举报。